去年，我在一个德国家庭过圣诞节时，他们准备的大餐是红酒炖野猪肉——这对德国夫妇告诉我，他们只吃当地市场上买回的，猎人猎杀的野猪和鹿——它们没有碳足迹。何况它们啃食树木，破坏庄稼，

　　碳足迹表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国际能源署在报告中指出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

　　在餐桌上思考自己吃什么和地球未来的关系，这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正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么做——德国农业部近日发布，2022年德国人的人均肉食消费为52千克，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最低值。五年前，这个数字还是61千克。

　　与此同时，植物性食品的销售在2020到2022年间增长了41%。少吃肉多吃草正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德国农业部也正趁热打铁筹备在今年出台一项营养计划，鼓励人们选择“更健康，更植物性和更可持续的膳食”。

　　这诚然符合欧洲素食文化和动物保护运动的大势。以德国为例，在过去五年里，素食人口由6%增长到10%。但“少吃肉”不只是素食者和动保者的一个口号，一种愿望，而已经是植根于当代发达国家社会土壤的一个政治现实。在减排承诺、选票政治和民意变革的大背景下，欧洲国家近年来都在大力倡导“少吃肉”——

　　2021年履新的德国农业部长Cem Özdemir劝谏德国人平均每天吃10克以内的肉。同年履新的意大利生态部长Roberto Cingolani劝谏意大利人为个人健康、全球气候和减排更改饮食习惯。

　　2020年履新的西班牙消费者事务大臣Alberto Garzón警告西班牙人吃肉不利于个人和地球的健康。荷兰国会更是在2019年就提议削减全国一半的畜牧业。

　　“少吃肉”倡议的基本主张是，养殖业和畜牧业通过种植饲料和放牧占用大量土地或破坏森林（占用全球26%的土地），通过种植饲料、动物反刍和动物粪便增加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全球20%的碳排放），又通过灌溉和加工浪费大量水资源，而植物性食物的生产在这三方面均显著优于肉类生产。

　　何况作为第一世界，欧洲人的平均肉食消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是时候为了地球少吃肉了。

　　“少吃肉”有这么多纸面好处，但“少吃肉”的前提首先是吃得起肉。多年来德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人们因此能向环境和气候的议题倾注更多心力和钞票。

　　“植物肉”顾名思义，是以植物原料为基础，模仿动物肉类口感和质感的一种人造肉，通常比真肉贵上近一倍的价格。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年轻人的主要忧虑由2010年的贫困和失业变成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以环保为主要议程的绿党因此崛起，支持率逐年攀升。

　　2021年，拿下15%选票的绿党作为执政联盟的三党之一获得权力，推出能源转型和减少碳排放的多项计划，而农业和食品的“变绿”正是其中一环。前Cem Özdemir就职农业部长后，由绿党主导，媒体、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背书，多管齐下——

　　绿党提出对肉类和奶制品增税，同时取消水果、蔬菜和豆类产品的增值税，对食品的有机程度进行严格分类和标示，在政府机关、高校、托儿所、公共集会等场所和场合强制要求素食比例。此外，绿党还主张通过学校和校外教育进一步改造思想，推动植物性食品的消费。

　　不过，“少吃肉”只是绿党对公众作为个体发出的呼吁，旨在由市场和消费者的喜好倒逼生产端的变革。更结构性的宏图正在农业部门徐徐展开——为实现减排目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贯彻欧洲委员会于2020年提出的“从农场到餐桌”（Farm to Fork）计划。

　　该计划包含减少农药使用和改善动物福利等多项目标，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到2030年实现25%的农业土地转型为有机农业。在德国，这个数字被设定为得更高——到2030年，德国计划将有机耕作的土地面积由10%增长到30%。

　　“少吃肉”不一定意味着不吃肉。尽管可能在素食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不吃肉是坠好滴，政治家无疑需要用“少吃优吃”这样更具策略性的口号争取民意。

　　德国农业部长Cem Özdemir多次表示，尽管他个人是素食者，但目前一系列举措的目的不是消灭畜牧业，而是推动畜牧业的绿色转型——用更少的土地，更少的动物，更人道的方式生产更好的肉类。

　　而意大利一位气象学家说得更直白：花更多钱每周吃一次更好的肉也比每天吃一个廉价汉堡要好。

　　廉价汉堡的肉源是从出生到死亡都挤在栏舍内不见天日的牲畜，其粗放的饲养、屠宰和加工流程会浪费大量水资源，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大批量生产使它们以极低的价格进入欧洲超市。而绿党所提倡的“更好的肉”是那些本地生产的，使用自然肥料的，动物生前能晒太阳打盹儿的肉类。

　　生产方式根据其环境影响被划分为伦理上的贵贱，又反映为价格的贵贱。但自疫情及战争以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正在把人们从有机超市逼回普通超市——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德国肉类消费下降的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既是欧洲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肉类替代品的增产，更是购买力的下降。

　　人们少吃肉了，或许是吃不起肉了。曾经，激进人士嘲笑那些吃Aldi（德国著名廉价超市）廉价肉的人是气候纳粹；现在，更多人在空空如也的货架和涨势喜人的标签前体验着消费降级。

　　然而，以减排为核心导向的农业转型几乎必然带来肉类产量下降和价格上涨，低收入人群将率先发现他们没有多少选择。是的，“少吃肉”不可能只是个人选择，而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以奶牛为例，欧洲近两年的价格基本呈上升状态，说明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是主观地少吃肉，也有部分受价格影响被动减少消费。

　　“少吃肉”的倡议始终伴随争议、争论和争吵——西班牙的火腿，德国的香肠，意大利的小羊排，难道都要成为过去时了吗？在肉食爱好者们赛博抗议政府管得太宽了的同时，养殖业、畜牧业和屠宰业的工会不遗余力地游说着政府。而最直接的利益受损方则是农民。

　　由于农产品和牛奶往往被大工厂和大型连锁超市压价收购，入不敷出的农民本就需要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生产。转型有机农业更使生产成本增加，导致减产甚至破产。不难想象，欧洲农民已经以多种方式抗议。

　　以荷兰为例，自2019年议会提议削减畜牧业以来，农民持续以大大小小的规模抗议，多时可达上万人——他们开着拖拉机占领高速公路，冲进政府大楼，咒骂和恐吓赞成削减的议员，免费发放食物，唤起公众注意。但他们的声音相比政治家引用的科学话语目前并不响亮，甚至被归类到右翼和民粹。

　　2019年10月，荷兰农民公动党发起了农民抗议运动，直言农民不做“替罪羊”，不应该为氮排放问题受到指责。

　　从长远来说，欧洲粮食减产将危及欧洲乃至世界的食品安全。荷兰一项对小麦、玉米、番茄等作物的估计显示，欧盟“从农场到餐桌”的计划可能导致作物减产10%到20%，部分作物可能减产30%。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国，荷兰和德国粮食的减产和出口的减少既意味着一些依赖粮食进口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出现粮食短缺，人民可能挨饿；也意味着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多粮食需要被替代性生产出来——被欧洲避免的碳排放可能在别处变本加厉。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绿色农业或许只是将污染和粮食压力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据环保组织估计，要实现减排目标，遏制气候变暖，到2030年，欧洲人的肉类消费还要在目前的基础上下降70%；到2050年，欧洲人最好每周只摄入相当于两个小汉堡的300克肉类。因此，根据绿党和气候活动家的议程，为了地球的环境和气候，目前如火如荼的“少吃肉”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最终难免前功尽弃。如此三十年，或者人类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长出蹼和鳍来，或者人类从杂食物种向素食物种转进，以遏制海平面上升？

　　他们勾勒的图景再次把生态责任转化为个人道德——当好莱坞的明星们乘私人飞机从洛杉矶的一头咻地飞到另一头，产出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碳排放时，普通人发现他们需要回答一个道义问题——